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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人，在方言中诗意地栖居——一个“标准语孩子”的语言成长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09

新闻学院16级小张同学来信：
 
上节课您讲到双语人的问题，提到对于掌握两种语言的人来说，母语具有家的思维，第二语言则更多是工具性的。
 
在一篇研究双语人语言态度的文章中，作者对许多少数民族的人进行调查，发现许多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比使用汉语更流畅。
 
那些在家乡长大后外出读书的年轻人，如果回到家乡只使用普通话，就可能受到嘲笑或指责。
 
现在方言区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在我家乡，许多老人或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人只会讲潮汕话，我们对于潮汕话也有更多的认同感。在外面读书后回家，如果讲普通话，有时会被认为是很奇怪的行为。
 
但因为方言相比于少数民族语言并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语言，所以这类人并不能称为双语人是吗？
 
那么我们对方言的这种亲切感与熟悉感，跟双语人对母语的“家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呢？
 
这就是我上节课中想不大明白的问题，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谢谢老师！
 
小张同学的问题要“一分为三”：

 
首先，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不是双语的关系。
 
双语人、双语现象，其中的“双语”指的是两种民族语言。
 
就方言来说，也有双方言现象。但方言和普通话既不是双语，也不是双方言。它们是地方语言和通用语言的关系。
 
双语的关系，通用语和方言的关系，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关系。
 
所以小张同学的问题“因为方言相比于少数民族语言并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语言，所以这类人并不能称为双语人是吗？”回答是是的。

 
其次，一个人的文化认同感，来自母语。
 
双语人、双方言人，都以其中的一种语言或方言为母语。他们的文化认同，主要是母语的文化认同。
 
一个人的母语可能是民族通用语，也可能是方言。它们的文化认同，或者说“家的思维”，没有区别。
 
小张同学提到的国内研究者“对许多少数民族的人进行调查，发现许多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比使用汉语更流畅”，就因为本族语是母语。
 
而“那些在家乡长大后外出读书的年轻人，如果回到家乡只使用普通话，就可能受到嘲笑或指责”，是因为文化的认同感或者说亲切感，来自母语。

 
其三，方言的缺失，是家乡文化身份的情感缺失。
 
同时使用方言和通用语的人，一般都以方言为母语，认同地方文化身份。在此基础上，也认同通用语范围的大文化身份。也有相反的情况，以通用语为母语，同时认同通用语和方言的文化身份。
 
只会使用通用语的人，认同通用语范围的大文化身份，但很难得到家乡文化身份的情感支持。这在文化人格上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当我在语言与文化课上说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知道许多方言说得不好甚至不会说方言的同学，内心是纠结的。
 
这一代年轻人，在标准化的语言环境中成长。然而在他们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方言的焦虑也在慢慢生长，隐隐作痛。

 
新闻学院17级小郭同学向我讲述了她的真实感受。我顺着她的来信梳理几个段落，加上标题和点评：

1.普通话是灵魂的语言，上海话只是一种俏皮的玩笑
 
“我是比较‘纯粹’的上海人，至少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上海人。我家里有很好的方言环境，但我依旧讲不好上海话。老师上课举例子说相比外语和普通话，方言是最贴近内心的。但我却感觉最接近自己的母语恐怕还是普通话。
 
“如果举个不好的例子，当表达震惊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可能会用美剧里常常出现的‘Jesus Christ’；更惊讶一点，则是上海话的‘要死快了’；最后很激动的时候才是普通话的‘我艹’。
 
“上海汇集了太多太多全国各地的人。在这里，上海话不是通用的语言。当我平时和同学说些上海话，就像偶尔使用一些英语词汇一样，更像是一种俏皮的玩笑。好像普通话才是真正用以频繁地交谈、真正浸润我灵魂的话语。”

 
老师点评：
 
小郭同学从小认同标准语，由衷觉得普通话最贴近自己的内心。我在课上举过报纸上一篇散文中的例子：作者在游乐场玩360°大型机动刺激游戏。机器开动后有点害怕，用英语说：“Oh My God! Stop it！”后来吓得直说普通话：“我不行了！”最后用陕西话大叫起来：“哎呀，我的天啊！”
 
小郭同学说同样的情况下，她的反应正相反：一开始会用美剧里常常出现的“Jesus Christ”；更惊讶一点，则是上海话的“要死快了”，最后很激动的时候才是普通话的“我艹”。
 
这样一个惊叫语言的出现顺序，生动反映了标准语在年轻人语言存在中的母语地位。

 
2. 初中开始的方言焦虑
 
“我其实从初中开始就有一些方言的焦虑。
 
“初中的时候父母觉得我上海话讲不好，说以后不跟我讲普通话了，在家里就讲上海话。但至今，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像个上海话的native speaker。从高中开始就住校了，回来和家人用上海话交流的时候，往往讲到一些词汇就突然不会讲了，突然就换了普通话。
 
“上回课上老师请大家用方言说徐志摩的诗，其中‘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虽然感觉到上海话要把‘一片云彩’放在‘带了跑’的前面，但对老师说的还要加上‘头顶上’（即“头浪厢一朵云也不带了跑”）却完全没有感觉。
 
“尽管如此，我对上海话还是有着一些莫名的执念。虽然是个上海话说不溜的‘假上海人’，但我深爱着这个城市和她的文化。上海话里有一些词，据说是租界林立的时期从外文移来的。讲着这些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洋泾浜’，就好像看到了外滩的风光。”

 
老师点评：
 
随着孩子的长大，“我是哪里人”这样一种家乡文化的身份自觉在慢慢苏醒。
 
首先是小郭同学的父母开始意识到初中还不会说家乡话已经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一个缺憾，要求孩子在家里只讲上海话。
 
接着是小郭同学自己“深爱着这个城市和她的文化”，发现自己对上海话有一些“莫名的执念”。
 
这个“莫名的执念”是什么？就是家乡的情感联结和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

 
3.无法想象没有方言是一种什么感觉
 
“高中的时候班里只有1/3的同学会讲上海话。
 
“很多同学，都是父母从不同的两个地方而来，然后定居在上海，于是他们不会父母任何一方的方言，也不会上海话。
 
“尽管我讲不溜上海话，却仍然无法想象没有方言是一种什么感觉。
 
“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块土地？”

 
老师点评：
 
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频繁，小郭同学说的“不会父母任何一方的方言，也不会上海话”的“标准语孩子”在增多。
 
这个问题，从客观的“语言中性”立场看是无方言的问题，而从人的主体性看是地方文化归属感的缺失。
 
小郭同学问的“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块土地？”其实是在质疑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增强的语言工具理性。家乡文化归属感的缺失，在她看来，是现代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
 
当然，这样的语言存在是可以改变的。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一个地域长期生活，并且入乡随俗，愿意融入本地的风土人情，自觉向本地口音靠拢，他就能获得地域情感的归属感和本地身份的文化认同。

 
4. 绝不嫁给一个不会讲上海话的人
 
“但会不会，讲着上海话的上海人才是少数？
 
“如果方言会消失，我总觉得五湖四海汇集的上海会是最先一批。
 
“我高中的时候想了两条挽救的道路：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因为期望将来的孩子能学会上海话（如果生孩子的话），我绝不嫁给一个不会讲上海话的人。但这样显得有些极端，不可能推广。
 
“另一条，则是希望小学能够教授方言。这样，无论人口如何迁移，在一片土地出生的孩子都能学会这片土地的方言。不过这又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老师点评：
 
一个初具方言本土意识的高中女生，面对“讲着上海话的上海人才是少数”的方言现状，开始想到方言的自我救赎：
 
一是将来孩子一定要会说方言，为此她“绝不嫁给一个不会讲上海话的人”。当然这很“孩子气”，而且她意识到“有些极端，不可能推广”。
 
二是希望今后小学教育能教方言。这依然很“孩子气”，因为方言是在“耳濡目染”中“润物细无声”的，方言不需要“教”。这一点和推广标准语很不一样。

 
5.上海话就是不翘舌的
 
“另外，高中被同学吐槽我说话有时不分z和zh、s和sh、c和ch，我反驳说上海话就是不翘舌的。

“后来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就连‘杭州’，都会被读成‘ang zou’”。
 
老师点评：
 
上海地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较少翘舌音，几乎没有后鼻音，这似乎已经成了特定小品人物的口音标配。其实，说普通话的上海人，不是不会说翘舌音和后鼻音，只是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会立刻感到在周围上海人口音氛围中的不自然甚至做作。
 
也就是说，普通话在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的浸润中，已经自然形成了方言口音特色。今天各地人说的普通话，都是各地的方言普通话。
 
方言普通话，社会语言学称之为“过渡语”。其实它不具有过渡的属性，相反，它非常稳定。

日常生活中的标准语（除了广播电视播音员的语言），都具有方言性，都同时承载大同小异的“想象的共同体”文化。也唯有方言性才给它们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当同学吐槽小郭的普通话不分平翘舌音，小郭反驳说：“上海话就是不分的”，此时她的方言自我已经延伸到了上海普通话。她的“理直气壮”，来自对人的语言性——方言性——的自觉。

 
我给小郭同学的来信加了5个小标题。我们从这5个小标题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语言存在”的“心路历程”。
 
17级的小郭同学，属于泛零零后的一代。这一代“标准语孩子”的语言成长告诉我们：
 
人的语言自我，随语言差异化的深度而刻画，其中方言是语言差异化的重要维度。
 
人的诗意的栖居，必然带有方言性——方言是语言诗性，也因而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诗性之源生地。

 
海德格尔说：

“人果能在语言中发现他的此在的合适居留——不管他是否意识到——那随着语言所经受的一种体验，就会触及我们的此在最内在的结构。”
 
从这里看，方言是一个人最深在的语言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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